“经济规模”是企业当期形成“理想经济效益”的规模。是指企业某一产品在一定市场或一定时期内达到或超过当地行业平均收益水平时的必要规模。“经济规模”易于实现单一品种成本最低,强调做精做强不求大,将企业核心竞争力集中表现为单一产品和少数几个产品,确保品种竞争力和单台利润。保时捷、法拉利甚至马自达和沃尔沃都是“经济规模路线”,保时捷甚至因此“蛇吞象”而控股了德国大众。
“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在整个产业领域和整体市场上形成巨大规模后产生的“理想综合效益”现象。所谓“理想综合效益”包括“理想经济效益”、品牌效益、衍生产业链效益、社会效益和其他未来效益。“规模经济”以企业总投资、全部产品和整体市场为研究范畴,容易实现平均单位成本最低,重在谋求企业“理想综合效益”。“规模经济”同时追求战略预期,也许某个产品或某一个领域亏本,但它整体赚钱;也许眼前亏本,但它想将来赚钱。通用、丰田、大众都是“规模经济路线”。
“经济规模”和“规模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概念。盲目追求“规模经济”,迅速做大做强,就是迅速走向灭亡,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企业首先要基于“效率”的规模,追求单品种的“经济规模”,然后才能逐步实现多品种的“规模经济”。这个过程是产业的积累沉淀过程,也是自主创新的切入过程。
1960年,在日本汽车开始自主创新的第五年,丰田当年的产量是15.5万辆。但是通过自主研发,其第一个平台车型小皇冠已基本成熟,后来震撼世界的丰田生产方式也是在那个时期诞生的。
1973年,现代汽车进行自主研发时,公司当年的产量只有5426辆。1975年,现代汽车自主创新的第一款车型“小马驹”投产时,公司的年产量只有7100辆,而当年韩国全国的汽车总产量是36800辆。直到1993年,韩国的汽车产量才达到世界第六位。
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规模门槛”,日本和韩国的自主研发起点至少后推20年。事实上,日本和韩国汽车产业是在走上自主研发之路后才开始爆炸式的增长。
3.中国企业搞自主研发东抄西拼,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从创新方式上来讲,技术创新分为模仿创新、跟随创新和领先创新。对于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而言,后起国家的创新几乎都是从模仿创新做起的。二战后日本企业的自主创新方式主要是“反求工程”——在没有来自掌握技术方直接投资和外部技术转移的条件下,制造出市场上已有但自己过去又不能制造的产品。
模仿也是创新。因为零件来源、适应法规、制造工艺都有区别,“模仿车”的结构与技术只能与“原型车”大体一致,不可能完全“照搬”。“模仿车”与“原型车”的零件没有互换性,“模仿车”本身各部件的匹配需要重新试验与标定。整个模仿过程实际是知识产权的再确立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创新。由于模仿要求组织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配合,因而又有了研发管理、生产工艺和市场营销的创新。
对于所有汽车企业而言,模仿创新都是获得自主研发能力的第一步。从现实情况来看,汽车技术的高度连续属性,使后来者不可能绕过先行者使用的技术基础,甚至还要为跨越垄断者恶意设立的保护屏障而付出代价。当然了,模仿创新只是中国汽车企业的入道办法,从模仿创新到跟随创新再到领先创新,才是企业长期的产业历程和创新追求。
立足于尽快形成创新型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汽车企业还要着重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两种技术,即新能源技术和环保技术;二是两个市场,即同时考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三是两个业面,即产业面和资本面的相互科学放大。
开放合作—学习创新—自主多赢
“开放—自主”是中国富强独立的二元辩证法。
开放一直是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词。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富强总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落后总是和闭关锁国有关。因此,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们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跨越新障碍,夺取新胜利。需要通过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中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相对开放而言,自主更为重要。自主是为了自强,自强赢得自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自主创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如果在开放中没有自主自强,亡国的日子也就指日可待了。
开放与自主是中国富强独立的二元辩证法,是中国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开放是为了更好的自主,更好的自主必须进一步开放;开放不是放开,自主不是自我;在自主下开放,在开放中自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加快重组,国际产业加快转移。没有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我们就无法参与国际分工。在开放的进程中,如果不坚持自主,不将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我们就很难改变在现有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被动局面。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首要立足于国家战略,需要明确科学发展观。
当前,舆论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思路似乎完全倒向了另外一边。我们贫穷闭封时期渴望的开放合作遭到了质疑,自主创新之花一夜之间“硕果累累”。买办投机者摇身一变,又成了自主创新的领军人。
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容易让别人投机;将技术问题泛民族化,容易让自己孤立。我们曾因闭关锁国而追求开放合作。现如今,决不能因管理失误再追思闭关锁国,应该在自身上找找毛病。问题的症结在于,二十年来我们只注重了开放合作,而忽视了学习创新。 |